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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小凯 妻女的见证

热度387票  浏览351次 【共0条评论】【我要评论 时间:2015年5月16日 11:59

19岁发天问「中国向何处去?」被判入狱十年,一生不倦求解,创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新学派更名震天下。杨小凯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、学者之一。“其人其事其学”尽在由明镜出版的《中国向何处去?──追思杨小凯》中。该书的作者中,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有美国、澳大利亚和中国许多着名教授、学者,也有很多近四十年来不倦探索中国问题而与杨小凯知交很深的挚友。

吴小娟:小凯和我在一起


  小凯走了!

  夜阑人静时,与小凯在一起的日子如涓涓流水淌过心田,勾起我对往事的不尽回忆……

  1979 - 1983我们在中国

  1979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,我第一次见到小凯。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,我排字,他校对。一天上班的时候,小凯来到我的面前,对我说,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。他问我一天到晚,想什么东西,质量这么不好。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,满脸红红的,感到挺好笑又生气。一句话也没说,只是笑了笑,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负责任。

  我每天下班后,练两小时小提琴,然后读小说,过的满自在的。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,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,觉得无聊。有一天,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。她告诉我喜欢英语。我说,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。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,可以请他教。周列娜说,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。我答应先陪她几次,她再自己去。下班后,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,我那时还没想学。小凯劝我学,我说我不喜欢英语,我喜欢读小说。陪了几次周列娜后,我就不再去了。

  以后,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,关系慢慢密切起来。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,而且读了很多。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《她》给我看。我不太明白他的含意,但开始敬佩他。我想他高中少读一年,没有毕业,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。我也没有读完高中,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。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,更是敬佩他。

 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,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,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。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。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。 

  很快,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。我到他家后,吓倒了,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。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,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。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。好不容易见到小凯,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。这次与他家见面心理压力很大,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,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。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。

 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,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,将他大骂了一通。妈妈伤心的和我说,她好不容易离了一个劳改犯(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),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。我认为,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,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。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,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。

  不久,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,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,要我作好思想准备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很快小凯写信给我,告诉我北京的情况。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,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。可是自认识小凯后,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“西施”打扮。小凯每一次从北京回湖南,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。那时,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,也不知道穿什么号码的衣服。可是小凯买的所有的衣服我都能穿,而且是我最喜欢的。

 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,我那时候才20岁。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。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。不久,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。见面后,父亲非常激动,悲喜交加。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,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,我对他却没有太多感情。但从那以后,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。他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。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,叔叔在台湾的嘉义。1990年,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;1996年,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。

  1980年,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,去北京探访小凯。这一次,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,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,花前月下倾诉心声,还去了很多博物馆,看了很多艺术品,照了很多像片。但是,在我回湖南的旅途中,大病了一场,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,去急诊医院。医院与小凯联系,叫他马上来领人。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,马上到了医院。过了一夜,我的病有好转。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,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。这一次后,我非常感动,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终身依靠的人。

 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,并发表了很多文章。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,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,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,可惜搬家几次,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。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说,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,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,都被他婉拒了。

  1980年下半年,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,我们决定明年春节(1981年)结婚。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,领了结婚证,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须用品带到长沙。一天早上五点钟,我带着笨重的行李,步行从火车站走到小凯爸爸家的后门,拼命叫小凯开门。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,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。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,当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时,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。我们的结婚,小凯爸爸不想声张,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须的家俱,就住在小凯爸爸家结婚了。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,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。

  结婚后,小凯赶回北京,我回到邵阳。不到一年,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,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,在朋友的介绍下,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管理系。小凯当讲师,我在系里的资料室。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,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。除了教课以外,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,工作非常努力。

  1982年中,我怀孕了,小凯怕武汉太炎热,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。之后又到渖阳的叔叔家避暑,这是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。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,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,小凯在渖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,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。离开渖阳后,我们经过大连,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,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然后,我们乘船到上海,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。住在他家时,有天半夜,小凯突然大叫,把我们都惊吓起来。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,才知道他又作了坐牢的恶梦,全身冒冷汗。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,这种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。

  1983年,我怀孕七个月后,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,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,小凯告诉我,这是杨家的传统。2月23日,小溪在长沙出生,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,意思就是小曦光。我刚生产完,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,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。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,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。

  小楷去了美国

 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,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。他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,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,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,去普林斯顿读博士。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,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邹至庄教授亲自给赵紫阳写信,希望能够给予帮助,赵紫阳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。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,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金,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,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。

 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,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母女两人接到美国来陪读。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,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。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,盼望我们到美国,一起共同生活。一年后,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,陪小凯读书。

  到美国后,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,小凯很快面临博士资格考试。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,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。在普林斯顿大学,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,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。小凯告诉我,这两年读书,比坐十年牢还难,可是不管有多难,小凯却认真对待。很快,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。  

  1985年中,通过资格考试后,小凯便开始写《牛鬼蛇神录》,白天到学校做论文,晚上在家写《牛鬼蛇神录》。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《中国向何处去?》,他非常激动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。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。所以《牛鬼蛇神录》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。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,中文版写出来后,他很快找到Susan Mcfaddc合作翻译成英文。由于Susan McFadden非常忙碌,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。

  小凯在1986年认识了索罗斯基金会,他们派小凯第一次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,希望他作为基金会的代表。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,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,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。做论文的过程中,除了吃饭、睡觉,白天黑夜都在学校里。1987年初,我怀了第二个孩子,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,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25小时工,维持家庭经济的需要。刚怀老二时,反应很大,病得厉害,日夜想睡觉,老大在幼稚园。小凯根本顾不上我,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。

  1987年中,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,得另找出路。小凯在耶鲁找到博士后,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。于大海帮我们7月搬家到耶鲁。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。小凯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,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。那时我一直担心他开车的安全。

  当时在耶鲁没有朋友。我们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,我怀孕七八个月了,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。胎儿到了八个月时,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一个湖南老乡,她正在学做超声波,帮我们免费做了检查。一切都正常,而且是个儿子。小凯十分开心,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。爸爸更是高兴,这时我才理解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。很快健思就出生了,医药费花了$5000,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,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,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$500以后,其他部分因低收入减免了。孩子用的所有东西,全是邻居给我们的。我生完孩子后,小凯接我回家。第二天,他就又上班了。

  小溪、健思和我每天在家。日子过得很辛苦,也很少有朋友探访我们,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。耶诞节时,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,我们非常高兴。

  1988年一月份,小凯为了找工作。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,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。会后不久,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,已经没有计程车了。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。漫天大雪,小孩在车里因为冻坏了而大哭。现在回忆起来,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,又怎么开车回来的。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,全家便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。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拿到一份教职,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。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,他不愿意,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爸爸,所以便没有去纽约工作。

  这时,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,包括澳大利亚,拿到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。可能是过度劳累,小凯大病了一场,高烧到41-42度,两天不退。我打电话叫救护车,让他去看急诊,他不去。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,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,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。看后,说是有发炎,但吃药后烧也不退,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。一天一夜,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。医生也找不到原因。烧没退,我们只好回家。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。这时,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,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,给他一年的教职。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,墨尔本有很好的中国人的社交圈子,劝我们来。于是,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,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。

  1988年6月,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狄斯奈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。于大海将我们全家送到机场,我们去夏威夷,玩了几天。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,带着两个孩子,四个箱子,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的校门,拿到招待所的钥匙,就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。   

 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。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年的教职,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担心,一年完了,我们该怎么办?很快,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,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杂志上发表。小凯的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,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。

  1989年,六四发生前后,小凯昼夜难眠,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十分忧虑。就在六四的前一个晚上,小凯梦见中国在打仗,早上心里十分难过,忍不住把电视打开,发现……,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。这是我认识小凯以来,第一次看到他流泪。小凯决志要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捐款。

  我们在北但丁诺(Dandenong North)买了第一个房子,小凯非常高兴。他白天到学校上班,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书《专业化与经济组织》(见另页)。每写完一部分,他便自费请Jeff Borland修改英文,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。所有的手稿,我们一直珍藏着。

  1990年,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。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,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。我掉着泪跟他说,回家吧。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,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。当时贷款利息是17%,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非常伤心,却也没有办法。等他从香港回家后,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,全家高高兴兴,跟他说只要人回来了,就好了。

  1993年,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,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。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,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,看望小凯的父亲。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,高兴得都合不上嘴。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,很快又回到墨尔本。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,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。从那以后,我们总结了两条“经验”:第一不能去香港,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;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。

  1994年初,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,小凯到那里任教。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,到每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。这时我又怀了老三。小凯去演讲,孩子们去上学,我在家昏睡。当时我们很矛盾,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?小凯说,你做决定,我都支持。最后,我们的决定还是生下孩子。半年后,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。1994年11月5日,泽华出生,全家都非常高兴。生完孩子回家后,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坐月子,小凯便去台大经济系三个月。

  1995年2月,小凯回来,在Burwood买了一块地,准备建房子。由于经济上的压力,泽华刚满四个月,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,泽华送到鹤□妈妈的家里。那时,送孩子来回每天需3-4个小时,白天又要上8个小时的班,晚上还要准备晚饭,生活实在是很辛苦。1995年10月,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,住上我们的新房,共用天伦之乐。耶诞节时,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,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,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。

  1997年底,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,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。由于我不愿放弃我的工作,所以我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。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,我也把工作辞了。到哈佛后,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着作,《经济学: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》(Economics: New Classical Versus Neoclassical Frameworks),是他第二本英文着作。很快又写了《发展经济学:超边际与边际分析》(Economic evelopment and Division of Labor)。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着作。

  1999年夏天,全家从美国去欧洲。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Tilburg的一个郊外,租了一辆小汽车,在欧洲国家玩了一大圈子。我们去了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奥地利,玩了一个月。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,他总是非常高兴,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,他比任何人还高兴。由于小孩要上学,我带孩子回墨尔本,小凯仍旧留在哈佛,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。

 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,从中国得到消息,我妈妈过世了。我每天在家哭泣,可是又没法回去,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,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。正在伤心时,11月,发现我们的女儿小溪有脑瘤,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北大教书的路上。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,小凯12月18日从北京赶回,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,我们便在医院里过了耶诞节。这时,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小凯,小凯被升为讲座教授。小凯放下电话后,长叹一声说,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。

  小溪手术过程中,我在医院陪她,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。为了小溪,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。小溪出院不久,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。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,替小溪祷告。当时祷告的非常好,远志明跟我们说,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。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,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,要做放疗才能去掉。三个月以后,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,小溪做了核磁共振,发现脑瘤已经不在那里了,所以不用再做放疗,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。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。尽管小溪没有做放疗,手术后,小溪不能走路。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,再接她到学校上学,准备上大学的考试。这样持续了六个月。

  小凯生病了

  2000年4月,我带着两个小孩回中国处理我妈妈的后事。刚埋了妈妈的骨灰,我爸爸又得了肺癌。由于这些压力,我在中国发高烧,大病了一场。

  处理完我家的事后,我住在小凯父亲家。他说听很多人说小凯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。我当时对他说,诺贝尔奖现在不重要,小凯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。我说小凯已有五十岁了,不必再辛苦了。他爸爸听了以后,认为有道理。有一天,小凯打电话给爸爸。爸爸对小凯说,不要太辛苦了,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。后来小凯说,爸爸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。听了爸爸讲这种话后,小凯心里满高兴的。自此以后,我才知道小凯对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听的,他真是个孝子。   

  2000年11月,我和泽华陪小凯又去北大、复旦等大学讲课,也去了香港。那时,我发现小凯的身体不太好了,一讲话就咳嗽。什么样的药物都无法停止咳嗽。回来做X光检查,发现右肺的上角有影子,以为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留下来的,忽略了。

  2001年上半年,小凯又去台湾,深圳、湖南、南京、上海等地讲课。再加上料理我父亲的后事,他回家后,身体更不好了。可是,接着莫纳什大学开网路经济研讨会,所有重担都在他一人身上,料理所有的事情。当时他的身体明显已经不行了。七月,会议好不容易完成了,可他几乎讲不出话了。那时以为是没有锻炼,他每天跟张永生打网球,回来便大睡。我跟永生打了电话,说不要再打网球了。

  8月底,小凯抽时间去看医生。做完X光后,医生马上打电话要做CT。做完检查,医生立即安排他住院,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好。9月25日他到医院做开胸手术,发现整个右肺全部是瘤子,已经是晚期肺癌,医生缝上他的右肺。脖子上也有个瘤子,使他无法呼吸,只好在喉管开了个洞,放了个管子出气。等小凯从手术室醒来,发现他自己要通过喉管的管道才能呼吸,他吓得再也不让我走。从那天起,我就日夜守在医院里。三个孩子便在家自己照顾自己。整整两个星期。我们经历了最为痛苦的日子,医生告诉我们这是肺癌晚期,既不能开刀,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。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了,科学也救不了他了。

  小凯决定信主了。他向上帝忏悔,也跟我忏悔,希望神饶恕他。他开始每天读圣经。2002年2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。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,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小凯祷告,讲圣经,小凯在2002年做了第一次见证,很多人大概都读过了。2003年他又做了第二次见证。

  2002年6月,小凯去美国开会,然后又去中国。我和泽华也一起去看小凯的父亲,后来又去了杭州、上海。小凯在上海治病,当时效果显着。大家都非常高兴。这次我将小溪和键思都带去湖南,看望小凯的父亲,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凯的父亲。

  2002年9月,小凯的父亲病重,小凯一人回湖南看父亲,带着希望能让他信主,将来可以在天堂再相会。可是父亲却不信。2002年10月,小凯再次回湖南,办理爸爸的后事。爸爸离开人间时,不知道小凯的病,要不然,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的。小凯生病的三年中,两个妹妹杨晖、小成和许多好朋友都花了不少心血,各方面关爱有加,到处寻找药物和最新的医治办法。盼望小凯的病会有好转。2003年10月,小凯又去湖大讲课,然后去台北。这时候,小凯的病状有些恶化,我们在台北看医生,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背脊椎骨。我们马上赶回家安排放疗,可是放疗却将小凯的抵抗力降低。今年一月份,他开始发低烧不退。医生认为他可能只能活一到两个月。可是小凯又熬了半年,这半年是小凯一生中最痛苦的半年。

  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,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。小凯信主以后,对信仰益加虔诚,凡事先谦虚自省,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。遇到重大的困难,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,总会认真地祈祷,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。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,他常常在家亲自将学生论文全部算一遍,告诉学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。他常常带学生去海边谈话,告诉他们要读什么书,朝什么方向做论文。他为了学生,有时跟系里管事的人吵架,为学生争取权利。举例来说,去年他带了庞春,花了一年时间,甚至亲自去他的宿舍,接他到海边去谈他论文的模型。在这一年中,庞春模型做的非常漂亮,进步很快,小凯替他非常高兴。

  今年年初,在小凯病得很严重时,我问小凯,庞春的论文做得怎么样?小凯说,他的论文基本上做完了。今年4月我们从美国回来,小凯马上进了医院,等他出院后,庞春拿他最后一稿给小凯看,小凯带着重病将他的稿子全部改完,在上边写了副导师史鹤□的名字,希望鹤□指导庞春将论文顺利完成。在小凯临走的最后两天,当时小凯已经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了,当庞春说:老师我来了,小凯将他的手伸出来,与庞春握手。庞春哭着跟小凯说,老师你不能走,你要帮我把论文做完。小凯却摇着头,表示他得走了。第三天的早上他就走了。

  小凯去天堂了!

  小凯重病时很多学生和朋友都在陪伴小凯,还有侄儿元元,他们帮助我日夜照顾小凯。同时教会的朋友为小凯祈祷唱圣歌,让小凯有一颗平静的心去见他的天父。Eddy学校的祷告会为我们一家做了三周的饭菜,送到家中,还有我的God Monther-Alieen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全家非常感激。最后几天,我们按照小凯的意愿,把小凯留在家里而不是医院,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  小凯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。对我们全家来说,这段日子就像漫长的十年。家里的每个角落,都留下小凯的影子,无时不在我面前出现。最难过的是在傍晚,我就像丢了魂一样,无法安定,到处在寻找小凯,希望能够再看他一眼。小凯不在,我们不知该怎么办。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。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,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,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。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,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,无法生活下去。我每日在上帝的面前哭泣,带着眼泪祈求上帝给我平安,叫我不思念小凯。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,从来不想死的事情,可是小凯走了以后,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,而是我所盼望的事情。

  感谢上帝,小凯给我留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。每当我看到我们的女儿小溪,就看到小凯的形象,看到她继承小凯感人的演讲能力,写作的天分,生活的自信和聪明才智,还有巨大的同情心。当我看到大儿子泽思眼睛的时候,就想到小凯的执着,诚实,对家庭的巨大的责任感。当我亲我可爱的小儿子泽华时,他的活泼、聪明、伶俐就让我想起小凯。这时,我知道,小凯并没有离开我。他的生命在我们三个孩子的身上。为了小凯和我的孩子们,我应当坚强地生活下去,把他们抚养成人,到那时我再到天堂与他相见,就如他临走时我对他说的那样。

  小凯虽然离开我们了,但是他的经济、宪政和文学思想由他所喜爱的学生们继承发扬光大,他曾经对我说,他的学生就像美丽的桃李花会开遍天下! 

  足印

  一个晚上,他做了一个梦,梦见与天父一起行走在沙滩上。天空上突然闪出了有关他一生的片断,在每一个片断中,他均注意到沙滩上留下两组的足印。一组是他自己的,另一组是天父的。当最后的一个片段闪出的时候,他发现,每当他处于最痛苦,最难受的时候,沙上足迹总是只有一对。他困惑地向神问道:“父啊!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,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;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、最难受的时候,沙滩上就只留一对足印?我很不明白。为何我最需要你的时候,你便会离开我!”

  “儿啊!”神回答说:“我珍贵的儿子啊!我爱你,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。在你最痛苦,最难过的时候,沙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,因为在那时候,我正怀抱着你。”

  这个故事,小凯病重时我每天读给他听。现在每当重温这段话,我便从中得到无比的安慰。

  小凯走了,他的心与灵会永远和我在一起……

  2004年8月于墨尔本 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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